习近平：“一带一路”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提供新思路
（2019年10月31日，来源《红旗文稿》）
习近平主席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5周年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共建“一带一路”顺应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内在要求，彰显了同舟共济、权责共担的命运共同体意识，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案。“一带一路”倡议自提出以来，已经取得积极进展和丰硕成果，越来越多的国家积极响应并加入，经济合作规模和水平不断提升。“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得到广泛支持，反映了各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对促和平、谋发展的愿望。共建“一带一路”是经济合作倡议，不是搞地缘政治联盟或军事同盟；是开放包容进程，不是要关起门来搞小圈子或者“中国俱乐部”；不以意识形态划界，不搞零和游戏。“一带一路”倡议使全球治理体系的完善得以有效推进。
一、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复合型合作机制
与以往的国际合作机制相比，“一带一路”倡议开展合作的层次和领域更加丰富和全面，也更加深入和具体。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推进，沿线国家以及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世界各国和各类组织的往来不仅仅体现在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上，还体现在其它多种方式的合作与共建。这意味着“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极大丰富和加深了以往的国际合作机制，全方位多层次复合型合作机制成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重大内涵与突出亮点。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及参与的世界各国和各类组织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加强多个方面的合作，比如：政府合作、产业合作、能源合作、海关合作、投资合作、金融合作、人才合作、科技合作、旅游合作、文化传媒合作、民间组织合作，等等。
在合作渠道和沟通方式上也不拘一格。比如，既加强双边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全面发展，又强化多边合作机制，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亚太经合组织、亚欧会议等现有的多边合作机制作用，推动多方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既发挥政党、议会的合作桥梁作用，又发挥民间组织的交流促进作用；既发挥区域性国际论坛、博览会、洽谈会的沟通合作，又发挥国家之间、地区之间、城市之间、机构之间的友好往来和交流互助；既推进传统形态的贸易与投资合作，又发展跨境电子商务等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既寻求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量子计算机等前沿领域的创新合作，开展科技人文交流、共建联合实验室、科技园区合作、技术转移等行动，又促进科技同产业、金融深度融合，扩大创新应用。
二、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开展务实合作
“一带一路”倡议具有空前的开放性和世界性，成为推进经济全球化的踏实平台和切实抓手。习近平主席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5周年座谈会上指出，共建“一带一路”不仅是经济合作，而且是完善全球发展模式和全球治理、推进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的重要途径。
当前，全球范围内的贸易与投资自由化面临挑战。中国旗帜鲜明反对保护主义，致力于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建设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去年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圆桌峰会联合公报》为经济全球化具体问题和深入发展提供解决方案，加强“一带一路”倡议和各种发展战略的国际合作，推动南北合作、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推动亚太经合组织互联互通蓝图、欧亚伙伴关系、南美洲区域基础设施一体化倡议、世界贸易组织（WTO）贸易便利化协议等之间沟通协调，推动WTO第11次部长级会议取得积极成果，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等。
中国不仅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中推动经济全球化，而且在实践中更是经济全球化的坚定执行者。2018年11月5日，习近平主席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提出进一步扩大开放的推进举措：激发进口潜力，将进一步降低关税，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削减进口环节制度性成本，加快跨境电子商务等新业态新模式发展，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年年办下去；持续放宽市场准入，稳步扩大金融业开放，持续推进服务业开放，深化农业、采矿业、制造业开放，加快电信、教育、医疗、文化等领域开放进程，特别是外国投资者关注、国内市场缺口较大的教育、医疗等领域也将放宽外资股比限制；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推动多边和双边合作深入发展，等等。
中国深度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推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与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等重大国家战略对接，更高水平地促进经济“引进来”“走出去”。根据WTO最新数据，2017年，中国对外货物贸易总额超过4万亿美元，居全球第一位；其中出口增速比美国、德国分别高出2.26、0.1个百分点，连续9年保持全球货物贸易出口第一大国地位，进口增速比美国、德国分别高出6.89、5.27个百分点；中国对外投资存量规模（18090.4亿美元）、吸引外资规模（1363.2亿美元）位居全球第二位，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规模（1582.9亿美元）位居全球第三位，且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已连续三年高于吸引外资；中国经济为世界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
中国参与和推动经济全球化的方式不断深化、升级。比如，中欧贸易传统上依赖海运和航空运输，给中欧发展带来较多束缚，铁路部门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和政策开通新丝绸之路“中欧铁路货运班列”，一经开通便成为中欧线路首选。目前，到达欧洲14个国家42个城市，运输网络覆盖亚欧大陆主要区域，成为重要国际贸易大通道。
三、推动包容性发展与可持续发展
“一带一路”建设所倡导构建的全球治理机制和架构，蕴含着包容性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并以“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各国合作作为平台和抓手，切实推动包容性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习近平主席指出，世界各国在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同时，也要着力解决发展失衡、治理困境、数字鸿沟、分配差距等问题，建设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还指出，倡导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共同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
世界经济的发展是一盘整棋。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需要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科技和资金，而发达国家的资本、产品和服务一旦离开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也会受限。因此，构建惠及多方的包容性发展是经济发展本身的需要。通过包容性发展，可以使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带来的好处、效益和财富，惠及所有国家和人群，特别是要惠及弱势群体和欠发达国家。
中国倡导并力推更具包容性的自由贸易、国际合作，通过国际合作解决世界性的发展失衡、贫富差距、增长动力不足等问题。习近平主席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指出：各国应该超越差异和分歧，发挥各自优势，推动包容发展，携手应对全人类共同面临的风险和挑战，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少全球发展不平衡，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让各国人民共享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增长成果。
中非合作及其成效是推动包容性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的最大例证。非洲全部是发展中国家，有4亿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1/3。中国积极推进中非合作，帮助非洲发展。2015年习近平主席在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提出中非“十大合作计划”，2018年北京峰会确定中非“八大行动”，大力推动并实现中非共同发展、合作共赢。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飞速增长，2003年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不到1亿美元，但到2017年达到31亿美元，是2003年的近40倍；中国为非洲提供大量基础设施建设，已建成和在建项目能为非洲提供约3万公里公路、3万多公里输电线路、约2万兆瓦发电能力、年8500万吨货物的港口容量、日供900万吨清洁供水能力；中非贸易也飞速增长，1990-2017年间从9亿多美元增加到1700亿美元，27年增加了188倍，并且连续9年成为非洲最大贸易国。
四、发展国际金融合作网络
“一带一路”倡议特别重视国际金融合作，以此增强融资能力、防范金融风险、提高金融效能。随着世界经济和世界金融市场的发展，金融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和挑战。当前，金融市场反复动荡是世界经济所面临的多重风险和挑战之一。由于一些国家和地区过度使用货币政策和金融工具，导致金融市场等虚拟经济过度膨胀，高杠杆、高泡沫风险不断积累，而且金融监管存在漏洞，金融投机行为严重，这些现象在很大程度上侵蚀和破坏了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与安全。时势所迫，构建国际金融合作网络，保障全球性金融安全，并提升资金融通能力，已成为世界经济亟待解决的重大难题。
对于解决世界金融这道难题，共建“一带一路”做出了有效的探索，提出5年来，资金融通规模不断扩大，“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国际金融合作网络初具规模。在过去的5年中，中国同“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和组织开展了多种形式的金融合作，并取得了显著成效，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为“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提供了约20亿美元贷款，丝路基金投资40多亿美元，中国同中东欧“16+1”金融控股公司成立，等等。今年以来，花旗、汇丰、渣打等西方大银行和金融机构竞相争取“一带一路”合作项目。德意志银行亚洲事务董事维尔纳·施泰因米勒说，“一带一路”倡议不只关乎基础设施建设或开发全新出口市场，更关乎货币和资本市场自由化，应该积极推动与中国合作。此外，“一带一路”金融机制同世界银行等传统金融机制进行合作，形成了各有侧重、互为补充的国际性金融合作网络。
2017年“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召开进一步加强了国际金融合作网络的形成和发展。中国财政部与亚洲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欧洲投资银行、新开发银行、世界银行集团6家多边开发机构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同许多国家的金融机构或者政府部门签署合作协议或者发起合作行动。亚洲金融合作协会正式成立，中俄地区合作发展投资基金、中哈产能合作基金建立并运转。上述情况表明，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各个国家、多种机构、多个国际组织之间的金融合作网络不断深化。
习近平：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内在结构和治理逻辑
（2019年10月31日，来源《重庆邮电大学学报》）
一、问题缘起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首次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升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基本方略”的高度，以“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历史眼光，向全世界发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的呼吁。报告中提出的“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不仅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重要方法论指导，而且也为构筑全球化背景下的网络命运共同体框定了圭臬。正如网络空间的治理问题是现实社会治理问题的延伸一样，“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亦是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衍生而来。
“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概念的出场，始见于2014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致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贺词中第一次将互联网与“命运共同体”概念并提，指出“互联网真正让世界变成了地球村，让国际社会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理论依据和最终目的，“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空延伸和必然要求。
二、共同维护网络安全：构筑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基石
当今时代，网络技术对人们生存状态和交往方式的颠覆性改变，构成了超越人类以往任何历史经验的文化景观，让世界治理体系建设所面临的发展机遇前所未有，需应对的风险挑战也前所未有。在这一背景下，共同维护网络安全就成为了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必须首先解决的“存在之基”问题。系统梳理习近平总书记自2012年11月至2017年8月间公开发表的各种演讲、文件，我们发现，习近平总书记在各种国际会议、双边多边会谈、贺词、贺信、境外媒体发表署名文章中，至少21次提及网络安全或信息安全，在国际上全面阐述了中国倡导“共同维护”的网络安全观，为构筑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确立了以网络安全为底线的逻辑起点。概而言之，习近平总书记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思想中的网络安全内容主要包含三个方面。
一是坚决维护网络主权安全。网络主权是国家主权在网络空间的延伸和拓展，和国家主权一样具有神圣不可侵犯性。然而，由于网络空间天然具有虚拟性、交互性、隐匿性等特征，导致有一种观点认为“网络无国界”，互联网是不受国家利益限制的“主权飞地”。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理直气壮维护我国网络空间主权，明确宣示我们的主张。”
二是重点提升网络技术安全。诚如国家主权的维护和捍卫需要强大的经济、科技、国防等“硬实力”作坚强保障一样，网络主权的维护同样不能单纯依赖从谈判桌上“等、靠、要”，必须通过网络技术这一“硬实力”来保驾护航。
三是坚持守护网络文化安全。维护网络文化安全在习近平总书记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思想中一直被摆在突出位置。一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网络文化安全视作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认为网络文化安全攸关一国文化发展的独立性、方向性和主导性。另一方面，习近平的网络文化安全观又“是整体的而不是割裂的”“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是共同的而不是孤立的”，强调国与国之间不能“关起门来建互联网”，要积极通过互联网平台增进彼此了解，促进交流互鉴，共同推动网络文化繁荣发展，促进人类文明进步。
三、普遍实现共享共治：建设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核心内容
让各个国家都能从网络空间新秩序中普遍获利，让全人类都能共享互联网发展成果，是习近平总书记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核心内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完善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维护网络空间秩序，必须坚持同舟共济、互信互利的理念，摈弃零和博弈、赢者通吃的旧观念”，各国要在互联网领域“创造更多利益契合点、合作增长点、共赢新亮点，推动彼此在网络空间优势互补、共同发展，让更多国家和人民搭乘信息时代的快车、共享互联网发展成果”。落实到实践层面，习近平总书记为普遍实现网络共享共治描绘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
第一步是实现互联互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国际场合恳切提出：“中国愿同各方一道，加大资金投入，加强技术支持，共同推动全球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让更多发展中国家和人民共享互联网带来的发展机遇。”
第二步是实现共享共治。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本质上是构建国家利益共同体。只有让共同参与建设的国家普遍分享到网络带来的发展红利，“让亿万人民在共享互联网发展成果上有更多获得感”，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第三步是实现普惠共赢。“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合作架构”，“培育普惠各方的全球大市场”，“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普惠共赢的方向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国际交往中一贯倡导的中国主张、中国方案。
四、切实展开依法治网：发展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坚实保障
正如现实世界不可能存在“绝对的自由”一样，虚拟的网络世界同样不可能存在“绝对的自由”，无论是网络安全的维护还是共享共治的实现，均需要在稳定有序的环境下才能有效开展和顺利运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网络空间同现实社会一样，既要提倡自由，也要保持秩序。自由是秩序的目的，秩序是自由的保障。”何以维系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良好秩序？习近平总书记给出的中国答案是，让法治作为国际网络空间治理的坚强保障。
为践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国际舞台发声，积极推动通过共识共商为国际网络空间“立法”“订约”，为依法打击互联网跨国犯罪、依法治理国际网络空间多方统筹协调，做了大量工作。
五、同心追求共同价值：繁荣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精神纽带
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内在结构除了包含网络安全的存在基础、共享共治的核心内容、依法治网的重要保障之外，还包含一个贯穿于整个共同体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即“共同价值”的精神纽带。纵观习近平总书记在各种场合所阐述的国际网络空间治理理念，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结构应该包含以下三个层面。
其一，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共同价值应与世界文明发展方向相一致。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大会上曾指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网络空间作为人类现实生活的时空延伸，同样要遵循世界文明发展的一般规律，倡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共同价值。
其二，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共同价值应与网络空间独特的文化精神相契合。在习近平总书记网络空间治理思维体系中，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取向深刻内嵌于互联网文化独特的精神气质之中。他多次强调：“要强化互联网思维，利用互联网扁平化、交互式、快捷性优势，推进政府决策科学化、社会治理精准化、公共服务高效化，用信息化手段更好感知社会态势、畅通沟通渠道、辅助决策施政。”
其三，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共同价值应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共振。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国内大力倡导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是对中华民族独特精神禀赋的继承和弘扬，而且是对世界优秀文明成果的汲纳和涵容，具有极强的思想凝聚力和道义感召力。在世界互联网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基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出的“尊重网络主权、维护和平安全、促进开放合作、构建良好秩序”四项原则，“加快全球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互联互通；打造网上文化交流共享平台，促进交流互鉴；推动网络经济创新发展，促进共同繁荣；保障网络安全，促进有序发展；构建互联网治理体系，促进公平正义”五点主张，赢得了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赞同，已经成为全球网络文化发展的普遍共识。
习近平：多边主义困境下全球治理体系的转型
（2019年10月30日，来源《红旗文稿》）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原由西方大国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面临深刻变革，新兴经济体的迅速发展呼吁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2016年以来，全球治理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挑战，“逆全球化”“反全球化”“去全球化”的杂音甚嚣尘上，原本支撑全球治理的多边主义身处困境，经济全球化举步维艰。推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需要建立与之相匹配的全球治理体系。
一、多边主义动摇是当前全球治理的最大挑战
多边主义是二战后维持世界秩序和平与稳定的基石。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一系列多边主义的制度设计，为战后国家间的合作与发展提供了平台，经济全球化在多边主义的支撑下一路凯歌。多边主义体现了全球治理多元主体协商共治的价值内涵。当前，逆经济全球化抬头，全球治理的多边主义基础陷入困境，使全球治理转型面临重大威胁。
第一，全球治理制度改革举步维艰。近年来，世界权力结构发生深刻变革，广大新兴经济体的发展呈现出勃勃生机。在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气候谈判、国际合作等方面，新兴经济体在多边主义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承担起了巨大的国际责任。尤其是走过十年风雨兼程的G20，已不仅仅是一个应对危机的全球性经济协调机构，更成长为全球经济中长期结构性改革的推动者，众多全球性议题的多边治理平台。但是，西方发达国家不愿将更多制度的主导权让渡给新兴经济体，包括世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多边主义制度的改革陷入停滞。
第二，“保护主义”“孤立主义”抬头，动摇着全球治理的多边主义根基。近年来，世界经济虽然保持增长，但贸易复苏步履艰难，各类风险更是进入高发期。在世界经济高度动荡的时期，个别西方国家开始推行“保护主义”“孤立主义”，提高关税壁垒，限制技术转让，在世贸组织的多边贸易体系之外打造封闭式的小集团。然而，经济全球化的相互依赖体系中，任何国家都无法真正“独善其身”，推行“保护主义”“孤立主义”最终也只能是损人不利己。“保护主义”“孤立主义”抬头的另一个后果，便是原有全球治理的领导者不愿再承担全球治理的责任。国际制度是全球治理的核心，一系列多边主义的制度安排就是全球治理的领导者向世界提供的公共产品。当前，少数西方国家一连串的“退群”行为，正在使全球治理的公共产品出现衰退的趋势。
第三，民粹主义裹挟下的民族主义，正在从国内政治的社会基础上动摇着多边主义的世界秩序。“反全球化”的力量曾经主要集中于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利益受损的欠发达国家，这次“反全球化”却源于曾经的全球化领导者——西方发达国家内部。新自由主义治理模式的僵化，使西方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陡增，越来越多的财富集中在少数富人手中，中产阶级萎缩，中低收入人群的实际收入增长十余年间陷入停滞甚至负增长，西方国家的社会公平失衡。政治精英长久的自说自话、政治极化等促使大众与精英之间走向对立。资本内化出反对自己的力量，“反建制”“反精英”“反智”的民粹主义开始席卷西方。2011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早已凸显出西方国家内部社会公平问题，然而，人民对公平正义的诉求却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和改善，民意在没有得到有效疏导的情况下，成为民粹主义的温床。在这样的思潮推动下，民粹主义裹挟着民族主义出现，对外的“保护主义”“孤立主义”成为西方国家政府对内控制社会分裂的方案。
二、坚持多边主义，推进全球治理体系转型才是纠正“逆全球化”的良方
经济全球化时代，各国间客观上已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逆全球化”本身就是原有全球治理体系失效的后果，因此，坚持多边主义，推进全球治理体系转型才是纠正“逆全球化”的良方。
第一，推进全球治理转型，首先需要解决治理主体多元化诉求。当前全球治理呈现出“两难”状况，欧美发达国家由于自身实力的衰落，一方面，参与全球治理的意愿减弱，不愿意继续提供公共产品，甚至退出多边主义的制度框架。另一方面，却又不愿看到新兴经济体在全球治理中获得更大的话语权，这直接导致多边主义受阻和全球治理失效。全球治理体系转型必须体现世界权力结构的变革，广大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需要更多地参与到全球治理中来。无论大国小国、强国弱国、富国穷国，都可以平等地在多边主义框架下协商合作。
第二，推进全球治理体系转型，需要坚守多边主义精神，解决制度改革、创新和法治化诉求。多边主义制度体系是全球治理的基石，没有制度体系的改革和创新，全球治理体系转型便无从谈起。
全球治理制度的改革不仅需要体现权力结构的变革，同样需要寻求最大多数国家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实现互利共赢。同时，在原有全球治理制度设计的盲区，积极推进制度体系的创新和创设。随着新的全球性问题不断出现，越来越多的议程需要新的制度供给，以应对共同威胁，维护共有利益。例如，中国发起的亚投行，就是对基础设施合作这一治理空白领域的制度化创新。
同时，要以法治化推进全球治理“善治”目标的实现。只有对国际法的尊重，只有在国际法律制度的框架下开展国家间的合作与交往，才能保证国际关系的公平原则。例如，互相尊重主权与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和平共处等，正是在这些基本原则的约束和协调下，国际社会的基本秩序才得以顺利运转。因此，尊重国际法基本准则，坚持国际社会的法治化，才能真正保障全球“善治”的实现。
第三，推进全球治理转型，需要以多维化全球治理价值体系为支撑。首先，要强化改革和丰富全球治理体系的治理理念。任何形式的全球治理理念，实质上都是主导国国家治理经验在全球层面的投射。比较更多国家成功的治理经验，兴利除弊，尊重不同国家不同发展治理模式的选择，强调不同价值诉求之间的包容性和互联性，才是正道。其次，强调公平正义的全球治理价值，推进实现西方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广大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公平正义，彼此间平等地参与到全球治理进程中来，尊重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对全球治理的合理诉求。
当前，中国反复重申维护经济全球化，旗帜鲜明地反对“保护主义”，坚守多边主义，承担国际责任，显示出坚定推进全球治理转型的信心和决心。在G20布宜诺斯艾利斯峰会上，习近平主席面对新形势，对全球治理提出了包括“坚持开放合作，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坚持伙伴精神，加强宏观政策协调；坚持创新引领，挖掘经济增长动力；坚持普惠共赢，促进全球包容发展”在内的“四点主张”。这充分体现了中国的大国气度和大国担当，中国正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创新和优化全球治理体系贡献自己的力量。
从角色定位来讲，中国是全球经济开放合作的践行者、推动者、引领者，坚定不移地维护基于多边主义制度体系的世界秩序。中国坚守“发展中国家”身份，与其他新兴经济体协同发展，为构建新型全球治理体系打造多边平台。当西方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对有效的制度公共产品供给不足时，中国接过旗帜，继续维护原有的对经济全球化有益的治理制度。同时，通过进一步融入现行全球治理制度以推动其改革，使制度设计多元主体之间的权力得以共享。
近年来，中国进一步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总结并提升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国经验”，提高“中国治理模式”的吸引力，丰富全球治理价值的选项。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了“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价值观……中国在进一步凝练自身“全球治理观”的同时，也在寻求中国与世界协同发展的最大公约数。
习近平：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努力中实现外交转型
（2019年9月17日，来源人民网）
内容提要：1949年以来，新中国外交历经三次转型，先后形成立国外交、富国外交和大国外交三种基本形态。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是新中国外交转型的应有之义和有效抓手，但其内涵在不同历史时期有所不同。在1949-2012年间的两次转型中，新中国外交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实践中形成并坚守独立自主原则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前者对于维护国家主权和尊严、保障国家安全和促进国家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后者则因其开放性、包容性而成为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法基本原则。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新态势，习近平主席大力推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积极倡导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这是对独立自主原则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创造性继承和创新性发展，在推进新时代中国外交转型的同时，有力推动了世界多极化进程的发展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20世纪中国政治史与外交史的最大转折点。信仰马克思主义、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掌握了具有5000年文明史的东方大国政权，中国外交由此具备了开辟新局面、谱写新篇章的必要性和可能性。7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新中国外交虽历经三次转型，但始终致力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并以此为成果实现外交转型。
新中国外交的三次转型：从立国外交、富国外交到大国外交
新中国外交的第一次转型发生在1949年，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基本完成，其核心是由“屈辱外交”向“立国外交”转变。新中国外交通过这次转型，彻底改变了持续近百年的“跪倒在地上办外交”的尴尬姿态，确立并奉行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统一、以独立自主为底色的外交政策，其目的是在国际关系中获得真正平等的地位，有效维护国家主权、尊严和安全。新中国外交的第一次转型使中国很快与世界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其他国家建立了正常关系，进而陆续与“两个中间地带国家”，即亚非拉民族独立国家和北欧部分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正常关系。由此，新中国对外关系的基本框架初步形成。尽管当时的中国主要领导人一再表示“愿意和世界上一切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建立友好关系”，但迟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除法国外，中国与其他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进展不大。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前期，由于对时代问题的判断偏差、新兴第三世界国家革命力量的过高估计、中国在世界政治中影响力的过于自信，加之极“左”思潮的消极影响，中国一度奉行“革命外交”，包括采取“世界革命”的外交路线，形成“两个拳头打人、四面出击”的外交姿态，其产生的后果是多方面的，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一度十分严峻。但随着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和一切合法权利、1972年中美关系解冻与中日建交，特别是“一条线”“一大片”外交政策和“三个世界”思想的先后提出，“革命外交”的观念和做法逐步被淘汰，新一轮外交转型蓄势待发。
新中国外交的第二次转型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1989年中苏关系正常化标志着这一轮外交转型的结束，其核心是从“立国外交”向“富国外交”转变。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并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战略决策，新中国由此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外交的主要任务和目标随之发生重大变化。在1982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邓小平明确提出：“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他还宣布，加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的三大任务，其核心是经济建设，它是解决国际国内问题的基础。围绕上述三大任务，并基于对时代主题的崭新判断和对历史经验教训的系统总结，中国对外交指导思想和具体对外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确立了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异同论亲疏的外交路线，坚定奉行“不与任何大国或国家集团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的政策。中国外交由此呈现日益活跃与主动的态势。从1978年到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陆续与世界主要大国建立了相对稳定的关系，同周边绝大部分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同绝大部分第三世界国家保持了友好关系。此外，中国还先后参加了许多重要国际组织及全球和地区多边外交机制，对外关系框架进一步完善。20世纪90年代初到21世纪的头10年，面对两极格局瓦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重大挫折、美国“一超独大”、全球化迅猛发展等新态势，中国坚持奉行邓小平提出的“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对，善于守拙，绝不当头，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方针，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大国、周边以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上继续取得积极进展，多边外交更加活跃，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话语权进一步增强。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由此发生历史性新变化：中国的发展越来越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越来越离不开中国。
新中国的第三次外交转型发生在党的十八大之后。其核心是从“富国外交”向“大国外交”转变。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把中国“进一步推到了国际社会讨论和处理重大问题的前台”，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两大标志性事实预示着中国外交新一轮转型的必然性。2012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八大确立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两大目标。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中国将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坚定不移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同月，刚刚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习近平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首次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梦想”的重要论断。2013年10月，在新中国首次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明确提出“奋发有为地推进周边外交”的新思路，并就周边外交的战略目标、基本方针、总体布局、工作思路和实施方案作出全面部署。“奋发有为”一词因与此前较长一段时间里使用的“韬光养晦”一词对比鲜明，旋即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2014年11月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强调指出，“中国必须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要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丰富和发展对外工作理念，使我国对外工作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2018年6月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明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在对外工作上进行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这种创新的最重要成就，就是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至此，新中国外交第三轮转型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在这次外交转型过程中确立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在新时代中国外交中的指导地位，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中国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进步方向的鲜明旗帜；深化和完善了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外交布局，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已经形成；在加强党对外交工作集中统一领导的前提下，外交体制机制改革稳步推进，强化了政党、政府、人大、政协、军队、地方、民间等条块的统筹协调，形成了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对外工作大协调局面；外交姿态更加进取，强调主动谋划和顶层设计，积极倡导和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深入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主动参与国际热点难点问题的政治解决进程。与此同时，习近平反复强调，中国不颠覆现行国际体系，不谋求建立势力范围，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新中国外交的三次转型，标志着中国外交的发展和进步，展现了中国外交的创新能力。它在为社会主义中国安全、发展和繁荣创造良好外部环境的同时，也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新中国外交始终致力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
1949年春，毛泽东提出了新中国将要奉行的被称为“另起炉灶”的外交方针。“另起炉灶”包括两层含义：一是重建中国的对外关系。新中国不承认此前国民党政府与各国建立的外交关系，各国如果要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必须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重新谈判。二是重建外交体制和外交队伍。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深切认识到，要彻底改变旧中国与外国的关系特别是与西方大国的屈辱关系，沿袭旧外交体制、依靠国民党政府留下来的旧外交人员是无法做到的。从实践看，“另起炉灶”方针的效果显著而积极，正如新中国外交的卓越奠基人和伟大实践者周恩来所指出的那样，这一方针“使我国改变了半殖民地的地位，在政治上建立了独立自主的外交关系”。总之，在“另起炉灶”方针指引下建立的新中国对外关系框架，与此前延续近百年、具有鲜明“丧权辱国”性质的旧中国对外关系框架具有本质区别。这种新型国际关系构成框架实现了新中国外交第一次转型的目标。
实际上，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就提出了“新型国际关系”这一重要概念。但这种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为底色的新型国际关系起初仅限于指称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中苏关系就曾被视为新型国际关系的典范。此后，随着实践的深入和认识的升华，“新型国际关系”的内涵和外延均有所变化，其中最引人注目且意义重大的，就是中国与亚非拉民族独立国家的关系迅速取得进展，并在此过程中形成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和坚守，是新中国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一次成功实践，也是国际关系史上的一个重大创举。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适用于中国与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也适用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不仅如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还演化为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法基本原则。1955年在万隆会议上通过的十项原则，就是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引申和发展；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不结盟运动则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原则；1970年和1974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有关宣言明确接受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新中国外交第二轮转型的开启，调整“新型国际关系”的认知和实践随之展开。邓小平是在构建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的框架下思考“新型国际关系”问题的。在他看来，“霸权主义、集团政治或条约组织是行不通了”。至于应当用何种原则来指导新的国际关系，邓小平主张沿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他认为，“这五项原则非常明确，干净利落，清清楚楚”，最有生命力，最经得住考验，能够为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服务，能够为发达程度不同的国家服务，能够为左邻右舍服务。江泽民和胡锦涛继承了邓小平的上述思想并作出进一步发展。1995年10月，江泽民在联合国成立五十周年特别纪念会议上发表的讲话中，列举了当今世界存在的违背时代潮流、违反各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多种对外行为方式，呼吁“恪守以主权平等和互不干涉内政为核心的国际关系准则”，倡议“建立互利互补、共同发展的新型国际经济关系”。1997年4月，江泽民在俄罗斯国家杜马发表演讲时又指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反映了新型国际关系的本质特征，而且在实践中行之有效，已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准则。江泽民在阐述新型国际关系时还突出强调尊重和维护世界多样性，指出在一个多样化的世界中，各国有权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制度、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有权对本国资源及开放进行适度控制，有权根据本国国情确立发展机制以使本国公民享有平等权利和机会去享受发展成果。胡锦涛则提出“新型大国关系”的概念。2010年11月，胡锦涛在接受欧洲媒体采访时表示：“各国人民的命运前所未有地紧密相连。各国应该以宽广的胸怀和战略眼光，努力建设政治上互尊互信、经济上互利互补的新型国际关系，推进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2012年5月，胡锦涛在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式上的致辞中又提出了“推进互利共赢合作，发展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新型大国关系无疑是对新型国际关系的具体化。总之，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头10年，中国政府和领导人反复强调了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必要性，重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符合《联合国宪章》宗旨，有助于推进世界多极化进程，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及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新态势，新中国外交第三轮转型渐次展开，外交理论与实践创新不断取得新成果，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推动建设新时代的新型国际关系。习近平曾在国际国内多个场合反复提及“新型国际关系”这一概念，并在2014年11月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首次明确阐述了新时代的新型国际关系内涵。他指出：“我们要坚持合作共赢，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把合作共赢理念体现到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等对外合作的方方面面。”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更为系统地提出要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在新型国际关系的三项标识中，相互尊重是基本前提，它意味着各国在互动中应当视对方为平等伙伴，愿意通过协商方式和平解决彼此间的争端和分歧，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因而它与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是根本对立的。公平正义是基本原则，它意味着各国在互动中应当共同遵守具有普遍意义的国际规范，愿意通过形式正义实现实质正义，因而它与践踏规则、偏私邪恶是根本对立的；合作共赢是基本目标，它意味着各国在互动中要放弃对抗手段，在相互协调中实现自身目标，因而它与单边主义、赢者通吃理念是根本对立的。
习近平外交思想明确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这一思想深嵌新中国外交的宝贵经验和理论成果，特别是创新发展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体现了新时代的鲜明特点；融入中国传统文化精髓，体现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思想境界，以及“和而不同”“协和万邦”的开放胸怀；与《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在精神实质上高度一致，并赋予这些宗旨和原则以可见、可行、可依循的内涵；与人类文明发展趋势完全契合，必将为全世界人民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坚实的基础。
中国已经为构建新时代的新型国际关系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首先，中国坚持把发展与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作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突破口。数量众多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群体性崛起，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持续升高；它们在既有国际体系中相互帮衬，特别是在变革既有国际秩序方面协调行动，这是当今国际关系中引人注目的现象。这加速了世界多极化进程，强化了国际关系民主化趋势。作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中最具影响力的一员，中国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努力具有指向性意义。尤其是中国和俄罗斯这两个毗邻而居、差异甚多且一度关系不睦的国家，彼此间坚持以“不冲突、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为宗旨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多年来始终在高水平上快速发展，推动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为各国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树立了可资征引的范例。其次，中国坚持把与欧洲诸国的关系作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着力点。欧洲是传统国际关系的滥觞之地，但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开启和发展特别是欧盟的建立，表明当今欧洲的国际关系已较此前数百年发生了本质性变化。中国与欧盟国家存在许多共同利益，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有着相同或相似的看法。因此，中欧彼此建立和保持长期稳定的关系有着现实基础。当代中国领导人始终高度重视发展与欧盟国家的关系，习近平更是明确提出打造中欧和平、增长、改革、文明伙伴关系的重大倡议。
广义上讲，1949年以来新中国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长期实践，是对传统国际关系范式的持久性、历史性超越。与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相比，传统国际关系的历史虽然并不长，但它却对近代以来的国际格局乃至人类文明走向产生了巨大影响。在传统国际关系中，基于防范心理而产生的战略博弈是最为典型的形态；对抗、冲突乃至战争是相关各方处理彼此关系最为常用的手段；形成均势乃是相关各方对彼此关系的预期。传统国际关系之所以能够生成并持续存在，按照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家的解释，是因为国际无政府状态所致。美国康奈尔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曾断言，国际无政府状态的存在和演化，使得“国际体系是一个险恶而残忍的角斗场，要想在其中生存，国家别无选择，只得为权力而相互竞争。即便是满足于和平生活的国家也会被指责参与了无情的权力竞争”。人类显然不能容忍这种破坏力巨大的悲剧反复上演，必须找到新办法、发现新路子。新中国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持续努力，就是为了做到这一点。
新中国外交转型与新型国际关系构建的历史经验与未来展望
三次转型是70年新中国外交史的重大实践，是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新中国与世界关系持续变化、中国领导人对时代主题认知的不断更新、中国国家发展战略的重大调整等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努力，是新中国外交转型的应有之义和有效抓手。外交转型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创造了前提条件，规约了努力方向；而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努力，则体现和丰富着外交转型的具体内容。
外交是国家事务的一部分。新中国外交的三次转型以及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持续努力，都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新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在不同历史阶段有所差异，因此新中国外交的指导原则、战略、政策和行为必须随之进行调整，当这种调整达到一定程度时，就是外交转型。“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是中国外交必须始终坚持的重要思维方法。
中国外交转型特别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努力，已经对国际体系产生了深刻和积极的影响。作为一个大国，新中国的对外政策和对外行为所产生的影响通常会超越双边层次、地区层次，超越单一领域，产生全球性、多方面的广泛影响。从具体实践上看，新中国外交的每一次转型，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每一点努力，在塑造中国外部环境的基础上，都会促使中国的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持续上升，从而对国际力量对比、国际体系运行、国际秩序演化产生程度不等的影响。
展望未来，面对世界转型过渡期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显著增强的国际形势，面对历史交汇期更加复杂动荡的外部环境，无论是稳步推进新一轮外交转型，还是积极构建新时代的新型国际关系的努力，都需要有更多的创新思维、理念和举措。只要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牢牢把握服务民族振兴、促进人类进步这条主线，更加坚定地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更加有效地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更加有力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外交就会更好地造福中国人民、造福世界各国人民。